开场是变质的宗教,神父摘下帽子,在信徒面前施行暴力,信徒无动于衷,昭示了巴勒斯坦地区的精神支柱已随时间被战争所侵蚀。像所有艺术家一样,苏莱曼有着敏锐的观察力,他能感知到本民族最顽固的劣根性(邻居,酒馆),也能捕捉到顺历史之流而下的美感(顶着水壶的传统女人),但却无法与之产生共鸣。当然还有故事讲述的时代。共和国长子曾经如何、如今怎样,“静谧的城郊,废弃的矿坑,像一只巨大的碗,掉漆的铜雕和空荡的碗底是城市的落款。”当面对近乎家破人亡的命运,“王响们”又要如何处理这样重的伤?面对无法回避的痛苦,“当尘埃落下来时,普通人做到‘往前看’,就是对各自头顶大山的抵抗。”如此创伤性的经验,之于后疫情时代的人们来说,不可谓不是一种心灵创伤的共同治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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